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论文（共2篇）

导读：传播学史论文怎么写？对于现在的很多初次写作的作者来说，也总是会觉得自己比较迷茫的，而论文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都是比较繁琐的，本论文分类为传播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传播学史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97）传播学的诞生不到百年，但人类的传播活动却源远流长。一个年轻学科的成长需要多种力量来推动，其中两种力量必不可少：一是具有关注现实的创新勇气，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理论体系；二是具有回望历史的反思精神，能够从人类思想的矿脉中寻找、积淀学科的内涵。而传播学术史不仅能为传播学研究提供第二种力量，而且也是第一种力量的主要来源，因为，理解和解释当前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切关注现实的创新均摆脱不了对历史的关怀。正如米尔斯所说：“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科学看作一门历史科学，并付诸实践。……如果不运用历史资料，我们就别指望能理解任何一个单个的社会，即便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事务来看待。任何一个社会的表象都具有其历史特殊性。”\[1\]（P160）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术史这一领域重视程度不够，不仅研究成果偏少，而且在方法和路径上不得要领，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不足以为学科的理论创新提供帮助。这种情形需要得到扭转。

近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P5）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过，形形色色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决定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3\]（P15）在传播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衰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崛起，是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历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学的非学科化倾向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胡翼青在书中通过大量材料佐证：芝加哥大学的黯然退出，哥伦比亚学派的蓬勃发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间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这些定量研究者如奥格本、斯托弗和西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声望”\[3\]（P44）。笔者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背后通常埋藏着这样的逻辑，那就是现在的主流思想是击败一系列思想的最优思想，其书写背后暗含着某种优越性的自证，这就为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塑造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历史神话。

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总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通过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起来的。”\[4\]（P47）所以，通过重新阐述被编年史有意无意忽略的传播思想史，通过解构决定论，揭示了更多学者对传播学诞生的思想贡献，传播思想史才能冲突历史“神话”为我们建构的世界观。这样才能打开了被遮蔽的历史空间，进而打开了封闭的传播学学科边界。这样做的意义是唤起新的研究问题。问题域的扩大和问题域的转换是学科发展的源泉，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构建自身的，“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域，而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4\]（P48）。破除神话就意味着提出问题，从而激发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活力。

不过，需要与胡翼青商榷的是，对于主流传播思潮神话的解构，是否有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学科神话的建构，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神话。在《再度发言》一书中，胡翼青曾经这样评价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许多要素似乎已经渗透到各种研究范式内部，这些因素在传播学科理论整合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内爆式的范式革命。芝加哥的学术气质与学术观点经过各种各样的重组，正成为当代传播学科中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因素。”\[5\]（P353）这种评价似乎又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优越性神话的建构。而他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评价施拉姆是“所有传播学奠基者中的第一个政治家”\[3\]（P194）。“他创造了第一批被称为‘传播’的大学单位，撰写了第一部传播学课程的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3\]（P395）尽管对施拉姆进行知识社会学批判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看待美国传播学，但这种批判对于施拉姆范式的批判似乎又通过批判的方式从反面论证了施拉姆等人对传播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起到解构神话的作用。看来，与思想史神话做斗争注定要历经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二、学术史应剖析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

知识并不主要源于个体的冥思苦想，认知通常是集体的认知，集体的认知先于个体。因此，传播先于知识。每个知识生产的主体无法摆脱人际关系和价值立场，各种观点背后都有利益的诉求。自福柯以来，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本是权力争夺的场域等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科，这种批判意识似乎还很淡薄，学者们似乎还不习惯将本学科的学术作为研究对象放在权力关系场域中去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自反性的缺乏是致命的，因为它总是会让学术理解停留在是什么的表象之上。学术研究需要“走进去”，更要“走出来”，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证别的批评家的话做一些表面文章”。

第2篇：重返传播学的起源—《传播学史》的启示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扎根于定量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传播学，但其理论的缘起却远非传播学四大先驱所能穷极。一位身处美国传播学研究核心位置，并与传播学理论发展的步伐紧密相关的学者，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自身的理论修养，为传播学的入门者和研究者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图景，罗杰斯以其客观求真的治学态度，本着对于真理的那份赤诚的不掺杂一丝水分的热爱，摒弃了所谓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这幅图景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发自内心的认同，几乎成为任何一个传播学研究者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理论脉络的基本出发点。

这种认同的背后，反映出当下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学术取向，即在行政研究主导的传播学学科体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学者们开始重新回归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起源，沿着传播学理论的源泉，关注当下的理论命题，重塑传播学学科理论的新框架。

该书被概括为：一个起源、两种视角、三大学派和三大理论起源、四大先驱，当然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本人的学术成长历程更是给予开头和结尾两大章节的笔墨加以追述。

一个起源，是指传播学研究的欧洲起源。作者以19世纪的三大智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及欧洲历经中世纪和近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科类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大学模式，成为美国教育、科研的范本，所形成的机制与思想，作为整个传播学的起源。而这三位智者的三种理论，通过复杂的传承关系，最终又通过四大先驱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以及其本身的理论魅力，成就了三种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寄身之地。这三中理论的起源，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即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非语言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及对于后来群体生态学者秉持的基本观点都影响深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采用的方法及其所开创的理论成为认知理论的缘起，拉斯维尔宣传研究和霍夫兰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间接影响，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一起，为推进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卡尔-马克思的批判视角则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崭新的土壤，今天轰轰烈烈开展的批判研究，其最终的始祖正是马克思，其理论的影响力在今天已经扩展到欧洲、北美、南美及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各个角落，并以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和尖锐的批判态度成为行政研究的有力补充，为传播理论的发展不断注入着鲜活的生命力。

这里的三大学派，是指根植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崛起于美国本土的芝加哥学派，和一时独领风骚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显然，这种宽广的理论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态度，本身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旧有束缚，在当时及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而言，是一种伟大的解放。

在这其中，本书最令人期待的部分在于对于批判学派的追溯，尽管其中不乏对于社会主义及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回避和本能排斥，但这在当时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无疑是异常难得的了。缘起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拷问媒介霸权的M-霍克海默、关注权威人格的T-阿多诺、L-洛文塔尔和反思媒介工业实质及影响的H-马尔库塞为核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批判学者，其中包括E-弗洛姆、W-本雅明、J-哈贝马斯等在当代的理论研究中启发性意义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而其在拉美学者中以A-马特拉特和H-希勒为代表，对于当今的传媒格局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后果做出了深入而犀利的批判分析，这些伟大的学者及其所发展出的一种视野宏观、方法上追求去实证化、对媒介现象及媒介体制持犀利的批判态度的风格，都成为当今的传播学研究中两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极。

而本书最为动人的章节莫过于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阐述。作者开头就直抒胸臆，在与如雷贯耳的哈佛和耶鲁的对比中，作者给予芝加哥学派以莫大的荣誉，称它超越于前两所大学而“既有学派，又有思想”。伴随欧洲知识分子及大学模式向美国的迁移，20世纪新兴学科的兴起，芝加哥大学及其旗下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一度发展壮大为世界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和领航者，而其理论研究着眼于将传播看做社会关系的本质的出发点，又使得整个学派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欧洲社会学鼻祖乔治-西梅尔为导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芝加哥社会学系聚集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并催生了系统而复杂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其中，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A-斯穆尔，到发展出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理论的第二任系主任帕克，到将实证主义发扬到家喻户晓的教育家、方法论者、社会学者杜威，再到研究人际交流而创立符号互动理论的G-H-米德，在斯穆尔接任第三任系主任并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发扬光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真正的传播学理论的开创者。在今天当我们开始讲求学术独立，去意识形态化以及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学科价值和前景备受怀疑的时刻，重新反思芝加哥学派以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的视角，也许对于重塑传播学的学术视野、框架和方法而言，都有积极的价值。

对于研究交往传播机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本书追溯了其以G-贝特森为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学者和以D-杰克逊为代表的精神研究所的学者特别是P-沃茨拉维克等构成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群体。该学派主要围绕人类精神在于与他人关系之中的命题，形成了“精神生态学”的论题。然而，由于在美国本土的学术氛围中遭受的误解及其本身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使得该学派的理论尽管成果斐然但在美国本土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将浓墨诉诸于传播学四大先驱。

拉斯维尔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在于宣传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内容分析方法的创建性作用，其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社会科学的伟大洞见，及其在政策学领域的贡献对传播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拉扎斯菲尔德，方法学者的代表，使传播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两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野变得鲜明也开始走向结合，创建小组访谈法、三角策略，以及将实地调查、民意测验等方法引入传播学，被称作是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制造者”。同时，他所开创的媒介效果研究的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其广播研究项目及伊里调查，“两级传播”、“舆论领袖”、“既有政治倾向指数”及“有限效果理论”直接被传播学初期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开创了后人研究的路径基础。

卢因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却是根本性的。他将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引入传播学，使得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面前彰显自身的科学性；他在社会学领域开创的群体动力学和场论成为传播学基础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率先提出“把关人”概念，成为控制分析在微观视角的奠基性理论。

霍夫兰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说服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在传播的效果研究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霍夫兰所开创的传播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测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强调实验中采用定量统计的同时，他也强调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具洞察力。

在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其走向科学化的历程中，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也是重要的一步，而罗杰斯正好见证并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即传播学对于信息论和控制论理论的借鉴及这两种理论对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作者在人物生平的勾画中，让我们了解了香农和维纳在理论创建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最后，在本书的开头和结尾，作者用整整两章的篇幅，在读者打眼看去，还以为整本书在写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发展。而事实上，想必作者这样安排也可谓良苦用心。因为，在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并在社会科学的百花丛中傲首绽放的过程中，施拉姆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传播学之父”的美名也是名副其实。他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大学中创立起以“传播学”命名之学科领域，亲手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学位；矢志不移地创建以传播命名的研究机构，既催生了传播学的基础性理论，也为传播学界培养了第一批领军人物；著书立说，将传播学的学科架构建立起来。尽管其研究深受当时社会现实的束缚，特别是在控制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在方法上将定量研究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人，在整个传播学的历程中，他的美名将永载史册。

读史可以使人明志。重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完善自身学科认知、寻找自身学术定位的过程。相信每一个读者每一次走过罗杰斯，走过传播学史的时候，内心被作者的笔触所打动的时候，油然而生的执着之情和钦佩之意，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鞭策自己，毅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