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共2篇）

导读：新闻传播学论文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也都是会觉得特别难的，而且不同的专业论文写作也都是会有着不同的要求的，所以在写作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本论文分类为传播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新闻传播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我国新闻学博士招生自1984年启动至今，无论是在招生中引进和试行“申请—考核”制，还是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科前沿知识及增加过程性考核环节，都是为提高培养质量而做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提高招考机制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侧重对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的考察，弥补培养过程中“学”与“术”的偏差，细化不同研究方向博士生的考评规则，以及严把学位论文选题关与质量关，平衡好过程性考核与最终考核之间的关系等，将是下一步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历史；反思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起步于1984年，至今已有36年的历史。其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既与其他学科/专业博士生教育进程大致契合，又呈现出本学科独有的特征，在招生、培养、过程性考核及学位授予等环节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1983年5月25日至6月1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会后下发的《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新闻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要求改革招生与分配制度，增设新专业点，改变专业单一化状况。[1]此后新闻学博士生教育被提上了日程。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当年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生。随着1988年首批新闻学博士生圆满毕业，中国开始有了自己培养的最高级别的新闻学专才。但直到1996年，全国仍只有人大和复旦两个新闻学博士授权点。

拐点出现在1997年。这年6月，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新闻学由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次年修订并公布的博士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显示，“新闻传播学”列于文学门类之下，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的高校可自主设立若干二级学科专业点。此后，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数量与规模水涨船高，博士生的专业和方向设置也日趋灵活多样，出现了传媒经济学、跨文化传播学、广播电视与数字媒体等新的专业方向。到2019年底，全国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已增至26个。[2]

在招生专业及博士点不断扩张的同时，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招考也从最初的统一考试变为统一招考、硕博连读、推荐免试、单独选拔优秀人才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多种渠道和方式，重在考察考生的个人品行、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科研潜质和综合素质。其中，“申请—审核”制与“申请—考核”制就是为优化招考制度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目的是增加过程性考察环节，下放给学院和导师更多自主权，从中筛选出真正适于科研的优秀人才。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生招生均实行了上述制度。

从博士生入学后的培养环节看，培养目标与培养体系尤其是课程体系基本是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媒体研究、媒介与社会、数据挖掘与可视化传播、视听语言研究、文化与传播研究、受众分析、媒介前沿、国际传播等以前没有的课程陆续被纳入博士生培养方案，体现了学科增长点在跨学科与高层次之间的有机嫁接。为鼓励博士生们广泛阅读与精深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还通过“学术午餐会”和读书会等多种方式，积极为博士生搭建课外学术交流平台。

培育适应融合媒体时代的高端国际传播人才，是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另一重要趋势。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新闻传播院系都为博士生设置了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注重与国外高校和专家团队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着力培养熟练掌握外语、拥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优秀人才，取得了很大成就。部分高校还要求博士生除完成国内课业外，需在国外对应的高校、科研院所访学半年到一年，并完成相应的课程，为此甚至不惜推迟三年毕业计划。而国家留学基金委近年推行的公派研究生计划也鼓励和资助联合培养博士生出国从事6—24个月的访学，更是助推了这一国际化进程。

在上述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中，除了不断改革和新增的内容，一些传统的基础性课程却自始至终贯穿了几十年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如作为通选课程的外国语和作为专业通选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课等。尤其是近几年，无论媒体变革如何剧烈，无论对适应媒介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如何界定，都始终强调博士生在学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本特色，也是這一学科博士生教育的底色。

二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启动之初，王中、甘惜分等早期的博士生导师既熟稔新闻业的基本流程，又注重博士生的基础理论培养。但随着部分从学校到学校的新闻学博士毕业后陆续成为导师，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与“术”分离现象日益加剧。这本无可厚非，也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说明新闻学、传播学在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其理论基础与学术含量已有了很大提升。问题在于，新闻学专业尤其是新闻实务方向的博士生是面向媒体一线，如果导师的实践与理论视野不能与之匹配，培养质量恐难以保证。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热潮和新媒体的冲击下，新闻传播业需要实践经验与理论水平双高的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综合、交叉学科背景的优秀学子充实媒体研究部门。而这极有可能也是部分来自高校、脱离媒体实践的纯科研型博导自身所缺失的。研究表明，美国排名第一的西北大学Medill新闻学院几乎所有教师都有媒体从业经验，其中一半人的媒体从业时间达20年以上，85%左右的教师获得过各级各类的新闻奖项。美国其他新闻院校的师资中，业界人士占2/3左右，与1/3的“学院派”教师有机组合在一起，确实能使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真正与传播实际相结合。[3]意识到这一缺失后，近几年一些高校新闻院系开始聘请业界的资深媒体人兼任博士生导师，以弥补“学”与“术”失衡的状态。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是业界导师大多担任本单位较高领导职务，本职工作繁忙，无法像高校教师那样全职指导学生，很多具体事务只能委托校内教师代劳，无法实现学与术的互补；二是在教育部日益紧缩的招生名额分配机制下，聘任校外导师势必与本校教师利益冲突，如果校外导师无法到岗履职，又会引发批评，故而这一尝试目前尚处在谨慎探索、小步前行中。

站在博士生的角度看，还应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环节效果如何，固然需要招生培养单位、导师与学生通力合作，其实更需要学生顺利通过各项课程考核，同时对学术公关课题孜孜以求，寻找解决和创新之道。

与其他专业一样，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在学期间，除各门课程必须及格外，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情况也是考核其学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早期的新闻学博士生培养并没有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学生们拥有较大自由，可集中精力专攻学位论文。但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和各高校对博士生管理的精细化，很多高校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一定规格的论文，并将其与毕业要求挂钩。在这一硬性规定下，各专业期刊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激增。博士生们还频繁出入各类学术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各地的学术会议热潮。不可否认，很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出自在校博士生之手，制度刺激的正面效应显著。然而也应看到，将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刊物等级与学生毕业条件挂钩，势必出现为完成指标而不顾质量的短期行为，承担学术泡沫及低水平重复等不良后果。一些博士生为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倾向于寻找易于操作的选题；那些需要长时间花大力气去开掘的有价值选题，则在上述论文需求指挥棒下受到冷遇。另一个不良后果是，以前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多与学位论文相关，或是其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但在当前的查重机制下，引用自己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被判定为“抄袭”的风险。为避免出现查重数值高的问题，博士生们不敢将自己的学位论文相关内容作为中期成果，只能改做其他议题。这分散了在学期间的研究重点不说，也意味着学位论文研究与打磨时间的缩短。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新闻传播学专业所独有，但如何改变唯课业成绩和学术论文是瞻的评价体系，设立相对多元的评价标准，恐怕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作为博士生所受学术训练的最终答卷，几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从学术角度对新闻传播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度开掘，可说是管窥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比分析1988年至今的博士论文标题可以发现，首先，近几年来，出现频次最多的词已由30年前的“新闻”变为“传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播学作为后起之秀，已经从最初本着改造传统新闻学的目的对传播学理论和学术规范的横向移植，到目前已成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主题词”与“关键词”；而传播力构建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受到来自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也必然会在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文中有所投射。其次，论文标题中的另一高频词汇是“中国”，说明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依旧紧盯国内问题，重视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学。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不断取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最后，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的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仅与新媒体元素相结合的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这种对“新媒体”“互联网”“网络”的聚焦与追逐，显然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与时俱进，关注媒介发展现状及趋势的结果。总之，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作为新闻传播业的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从博士学位论文标题词频呈现出的扎根本土和追逐前沿特征，说明本学科的培养目标与结果、社会需求与教育反馈之间的良好互动。

然而仅从论文的标题还难以判断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与质量，测度其创新性与适用性。一个公认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从事应用研究的学位论文如传媒/传播“战略”“策略”“对策”“建构”等课题，很多都出自没有传媒实战经验的年轻博士生之手。一些成果在实践层面的零转化和难落实，至少说明了这类“应用型”研究在可行性环节的把关上存在缺失。

三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制度设计上的不断完善，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责任担当。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目标是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但目前的招考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要求，也与英美国家的招考制度形成较大反差。

笔者认为，在招生自主权已部分下放的当下，除保留硕博连读、专项计划等招生方式外，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招生可进一步提高“申请—审核”制及“申请—考核”制的份额，把对学生能力的考察前置，给学院和导师更大的自主权。在现有的26所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高校中，以“申请—考核”制作为唯一招考方式的一级学科点目前已有几家，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有的学校在初审材料后的考核环节还加入了笔试内容。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则对部分考生采取“申请—考核”制方式。另有7所高校（科研院所）尚未开展“申请—考核”制试点。实行“申请—考核”制的优势在于，专家组事先审核学生的报考材料，可对其学业水平、外语能力和学科专业背景等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并根据复试成绩决定录取资格。为避免导师在筛选过程中的偏差或舞弊行为，可采取导师组匿名打分等雙盲方式，尽量保证审核层面的公平与公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做法是按申请专业分别进行初审。“初审小组对申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基础、研究计划、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察，每位专家独立评分。”再根据申请者的初审成绩排序，“每个专业按不高于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计划3倍的人数拟定复试人员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再将初审结果通知到申请者”[4]。华中科技大学则是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整个复试和录取工作进行统一领导，成立招生工作监察小组，监督检查学院的招生录取工作。[5]对考生而言，如果想在“申请—考核”制环节不被淘汰，就需在硕士阶段或实际工作中擘画未来研究方向，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思路，积累相关科研成果和经验，形成前后相继、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或工作经验支持后续博士生阶段研究的路径，而不是像现在很多考生那样，先期全力投入复习应试，进入复试阶段才匆忙准备入学后的科研设想。

招考机制的调整，还需培养环节的密切配合。加大招生阶段的考核力度，是为了让真正优秀的人才进入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队列。学生入学后，还需通过相应的过程性评估，进一步完善培养过程中的动态考评机制。目前所有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的都是导师负责制，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或为每个博士生量体裁衣，成立论文指导小组。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及媒介融合的加深，跨学科、跨专业的博士生新增专业（方向）还会不断涌现，需要在不同专业、高校甚至媒体之间进一步打破区隔，选择部分专业设立“融学科”培养模式[6]，如设置新闻与计算机、政法、外语等学院间的交流活动，对学科交叉范围建立融合式的合作发展平台，并为博士生们跨专业和跨学校选课提供条件。而在最后的学位论文环节，目前几所高校新闻院系推行的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实际是为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设置了一道质量关，可在所有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推广。

由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高端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人才，虽说其整体偏向本来就是“纸上谈兵”，但也不应忘记回馈新闻业的滋养，尤其是偏应用型的学术研究成果，需对生机盎然的新闻传媒业产生引领与示范作用。基于当下基础研究型与专业指导型博士的培养和考评区别不大的问题，可以考虑进一步细化规则，或参照欧美国家的做法，区分本学科中哪些博士专业培养的是实操性人才，哪些专业培养的是基础研究工作者。对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博士生，不应单纯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刊物层级作为考评标准，尤其不应将这类指标量化甚至做出硬性规定，而是应着重加强其基础理论与科研能力的培养，关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偏重新闻传播实务的专业和方向，例如媒体实践、媒体调查、大数据相关专业方向博士生，学界对“双师型”师资建设的热议由来已久，应着力搭建业界和学界共享共建的平台，大力引进一线的高级记者、资深编辑进入博士生导师队列，通过学、研、产三者的结合，给博士生以充足的實战机会，同时开启博士生导师团队作业模式，师生共同在相关领域集中开展研究，攻克前沿议题，让这类科研成果担当业界的“参谋”与“指导”，同时接受来自业界的反馈与修正。对这类从事应用型/实践类研究的新闻学博士，宜将其在学期间的实践情况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纳入考评体系，而不应仅仅看其在哪些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也只有实现“术”与“学”的双剑合璧，打通学界与新闻业界的现有壁垒，才是高层次新闻传播实战人才应对全媒体挑战的必经之路。

第2篇：新闻传播学视角下“一带一路”研究知识图谱

摘要：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2013-2019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文献为对象，利用文献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视角下“一带一路”研究目前以国际传播的框架为主，旨在提升国家形象的同时推动中国价值理念迈向世界。通过聚类分析发现，主要的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带一路背景下新闻叙事策略研究、中外传播话语对比分析研究、主流媒体的话语控制与媒介责任研究、对外报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核心研究者群体规模较小，稳定的合作群体不多，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机构间的合作也较少。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闻传播学；CiteSpace；知识图谱

一、引言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这是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又一阶段性成果汇总。

与“一带一路”的提出、推动和建设相互呼应，国内学术界也及时跟进，短短几年内就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亟待分析和总结。鉴于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可视化分析视角还有所不足，本文利用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技术，以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起点，梳理6年间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文献及其呈现出的热点议题变迁、核心作者机构及其合作关系等，展现“一带一路”研究现状、演进历程及最新进展，为勾勒新闻传播学视角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作出有益尝试。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以“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丝路”为关键词，以“新闻与传媒”为文献分类，时间跨度为2013年1月至2019年6年，共检索到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相关文献1892篇。剔除一些演讲、致辞、贺信或时评等不构成研究或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章，得到有效文献1133篇。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词分析和共引分析两种方法，利用CiteSpace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提供共词分析、聚类、共现等功能，对研究前沿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的进行识别，体现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过程与发展趋势。在视图可视化方面，CiteSpace以信息可视化和视觉分析为手段将抽象的引文网络变为直观的空间形式的图谱技术为基础[1]，提供了时间视图和时区视图，用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各个研究领域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研究的热点。

三、“一带一路”研究热点议题：基于文献的共词分析

1.横向分析：“一带一路”研究热点分布

本文利用Citespace以2013-2019年论文关键词词频的前10%且各年不超过30个为标准，生成了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作为能够反映文章主题内容和研究重点的重要术语，对其进行共现分析，能够帮助把握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主题分布。该图谱中，每一个圆形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图中的字体大小代表关键词的词频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圆的边缘厚度代表中心性的大小。

由共现图谱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的“一带一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三大领域，“国家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在图中得到凸显，可以看出目前传播学“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国际传播的大框架下，旨在提升国家形象的同时不断推动中国价值理念迈向世界。而“主流媒体”、“民间文学”、“中国故事”也处于图中较明显位置，表明“一带一路”的传播仍然发挥着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能量。此外，通过图1列出的高频度关键词可以看出，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变革，近年来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词和热词，例如“新媒体”、“媒体融合”、“媒体合作”、“全媒体”，这预示着未來的“一带一路”研究将在媒体技术的转型升级中拓展新的研究维度。

除了关键词作为反映一个领域研究热点的衡量指标外，中心度则是对某一节点在整体网络中起到连接作用的衡量，高中心度的节点往往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起到连接不同研究主题的作用。由图1可知，剔除“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等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所具有的高中心度之外，“民间文学”、“对外传播”、“文化传播”等词也具有较高的中心度，说明这些词处于连接整体知识图谱的中心地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更好地理清关键词投射出的学术意义，笔者通过CiteSpace的聚类功能，利用LLR算法提取关键词，对每年前10%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并经过人工整理，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

根据系统生成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显示，Modularity=0.4312>0.3，MeanSilhouette=0.6213>0.5，说明聚类情况良好且有明确的轮廓。

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和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对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热点进行归纳整理，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一带一路背景下新闻叙事策略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图中#1和#6两类，论文的平均发表年份为2017年，出现时间最早在2014年。这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土媒体如何找准定位，利用新闻叙事策略，生产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新闻内容。如赵永华等学者的文章《叙事范式理论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分析》从叙事范式理论出发，提出专业媒体人员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通过媒体向外传播的内容是可信的、传递的价值是可取的等建议。[2]

（2）中外传播话语对比分析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图中的#9类，出现时间与第一类研究较近，论文的平均发表年份为2018年，主要关注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下，以中外主流报纸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为语料，两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对比及背后的隐喻分析。马冬丽等学者在《中印主流报纸对一带一路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一文中对《中国日报》与《印度时报》进行话语比对分析，指出中国重在全面宣传、解读“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发展前景，而印度的报道内容显示出对“一带一路”的模糊态度，印度既希望抓住发展机遇，背后又有种种顾虑。

（3）主流媒体的话语控制与媒介责任研究

这类研究属于图中的#2、#7和#11三类，对一带一路战略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如何加强媒体合作，推动融媒体传播，承担新闻舆论宣传与引导、国家与城市形象建构等的媒体责任进行了分析讨论。这部分研究为四类中出现时间最晚的，其论文平均发表年份为2016年。钟新等学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传播的模式分析》中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主流媒体肩负媒体外交与媒体发展双重使命，國际合作传播有助于增强媒体外交功能，促进媒体发展。同时从人员合作、活动合作、内容合作、产业合作等方面提出国际合作传播模式构想。[4]

（4）对外报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为图中的#3、#4、#5和#8四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实践路径，战略覆盖了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其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等理念，都包含了丰富的跨文化传播精神。在一带一路提出的倡议背景下，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现状，包括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外国受众的信息接受差异、外国受众的接触渠道及对外传播的内容、策略分析，讨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现实意义。如赵永华等学者则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一文中基于乔纳森·弗里德曼提出的文化认同维度理论，结合跨文化语境，提出了从物质需求和符号意义诉求层面入手，借助间性对话和文化传播“在地化”路径，挖掘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记忆资源，构建起“一带一路”共同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5]

2.纵向梳理：“一带一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热点议题变迁

对“一带一路”研究发展阶段与热点议题变迁分析主要通过对关键词的演变展开。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统计，选取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中共词词频在前10%的关键词，将视图显示类型选择为TimeLine，节点类型选择为与中心性成比例的样式，经过整理绘制形成了“一带一路”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4年。此阶段既是该领域研究的起始阶段，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回溯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早期的民间交流上。从“一带一路”的源起（丝绸之路）、早期的文化交流（民间文学、故事）、“一带一路”的今生（丝绸之路经济带），逐渐转向对“一带一路”传播中传播媒介（广播电视、媒体）、传播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

第二阶段：2015-2017年。经过两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显著成就，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媒体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到此过程中来。这一时期是该领域研究的井喷期，研究重点之一是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文化交流），并且承袭对传统媒体的研究（电视媒体、广电媒体、纸媒），关注新媒体（社交媒体、网络媒体、融媒体），注重对不同视角的媒体分析（主流媒体、地方媒体、西方媒体）以及各媒体之间的交互（媒体合作）。另一重点是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探讨（创新、策略、报道框架、传播路径），以及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考（中国故事、传统节日、文化自信、孔子学院、品牌、影视剧）。在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下，探索传播者们如何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国家形象（沿线）。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6年以来，“一带一路”的发展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由面到点，由形式向本质转变。一方面，国家形象之下是城市形象的建设，中国故事之后是中国价值观；另一方面，该研究领域开始关注传播中的群体留学生以及各国人民之间民心相通。由此可见，国内“一带一路”的研究虽然发展时间短，但也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由个别到全面的研究。

四、“一带一路”研究者，研究机构及其合作网络

1.核心研究者和研究者分布

在2013-2019年“一带一路”研究的1133篇论文中，发表论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每人发表论文在4篇及以上，共占所有作者总发文量的1%；发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91位，共占所有作者总发文量的8%。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用于衡量科学工作者的生产力的洛特卡定律，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中，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而写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参考该定律，在本文的“一带一路”研究者中，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比例为92.0%，远高于定律中的60%；而发表了2篇和3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也远远低于洛特卡定律估计的261人和116人。这说明，新闻传播学“一带一路”研究的核心研究者群体规模较小，有92%的研究者仅发了1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

2.研究者合作网络

（1）研究论文作者的合作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共计58名研究者的合作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显示58位研究者中仅存在6个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形成的关联较少，研究者多是以个体形式发文，缺少与其他研究者的合作和联系。仅有的一些合作基本以2-3人的小范围合作为主，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同时，合作关系中主要以同一高校或机构的师生合作形式居多，多向或跨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的形式尚待补充。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合作程度较低。

（2）研究机构合作

在研究机构方面，利用CiteSpace“Institution”功能（机构合作分析功能），可以分析在2013-2019年期间的1133篇论文中研究机构合作情况。中国传媒大学是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包括各学院以及研究院）；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包括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10个机构的发文量占所有研究样本的44%。

对于机构间的合作，大部分国内的学术机构之间是相对孤立的，机构间的合作比较薄弱，且部分为机构内部合作，机构外大部分的合作均为一次性的，几乎不存在合作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6年来新闻传播学“一带一路”研究出现的高频词，其旨在借助国际传播的研究框架，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价值理念迈向世界。通过聚类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视角可以归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新闻叙事策略研究”、“中外传播话语对比分析研究”、“主流媒体的话语控制与媒介责任研究”、“对外报道与跨文化研究”等四个方面。

通过纵向梳理，“一带一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热点议题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4年是起始阶段，研究聚焦在回溯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早期的民间交流上；第二阶段是2015年-2017年，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与“一带一路”的互动，注重对不同视角的媒体分析以及各媒体之间的合作，另一重点是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探讨以及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考；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该阶段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呈现出一种从宏观叙事走向个体关怀的趋势，开始关注传播中的留学生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民心相通和互动。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舆论研究的核心研究者规模较小，有92%的研究者在6年间仅发了1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稳定的合作群体不多，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机构间的合作也较薄弱。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者应该加大合作力度，特别是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以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学术交流。

2.研究不足

本研究中数据收集是关键一环，而其中使用的检索方式尤为重要，但目前的检索方式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此外，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从宏观视角入手，但具体到每篇相关文献时，对文献全文内容关注不足，有待后续研究在进一步拓展数据的基础上，与传统的文献综述方法结合起来，去深挖数据背后深刻的内涵。